本報記者 方海平、李致鴻 上海、北京報道

“金控”之惑

國泰君安非銀分析師劉欣琦認為，監管套利是擁有多張金融牌照后的天然能力，金控公司一般不會披露相關行為，監管套利如羚羊掛角，一跡難求，利用牌照監管差異可以實現資本的騰挪或減少資本消耗。

縱觀全球金融發展史，各國金融業都經歷了從分業到混業的過渡，中國莫不如是。在過去近20年中，伴隨著國企改革、金融管制放松，金融領域全牌照混業經營是一大趨勢，金融控股集團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市場主體。

金控的“崛起”最早可追溯至本世紀初，作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2002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光大集團、中信集團和中國平安集團作為金控試點。

此后若干年，試點成效逐步顯現，各類金控集團亦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包括由央企、金融機構、民營企業、地方政府以及互聯網巨頭主導的金控集團超過60家（目前業界對金控概念未有統一認識，本文所指金控為泛金控概念）。

其中央企控股和地方政府主導的金控平臺均是伴隨著國企改革而推進設立的，目的是為整合國有資產，尤其金融資產，利用集團內部各板塊的協同效應，整合產業資源，服務經濟。

但初衷與實踐有悖離。由于與政府部門之間千絲萬縷的糾葛，以及分業監管背景下對金控集團主體監管的缺位，風險隱現。從最新的政府動向來看，針對金控集團的監管呼之欲出。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包括中信集團、光大集團、中國平安等數十家大型金控集團。其中，首批試點的金控公司，中信集團、光大集團、中國平安成績可謂顯著。

且以利潤計，中國平安等擁有令人艷羨的資本，2017年前三季度，中國平安實現凈利潤人民幣752.19億元，同比增長16.1%。

但中國平安金控之路頗為曲折。時間追溯至1993年，當年，國務院頒發《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對證券業、銀行業、保險業、信托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兩年后，第一部《保險法》明確，同一保險人不得同時兼營財產保險業務和人身保險業務。這意味著，包括中國平安在內的四家綜合性保險公司都需要進行調整。

在隨后的幾年時間中，中國人保、中國太保、新疆兵團保險先后完成分業改造，但是中國平安遲遲未動。究其原因，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更為鐘意綜合金融模式。

不過，由于監管層一再強調分業經營，中國平安也開始著手分業準備，但方案幾度上報都未通過，轉機出現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監管層終于同意了中國平安的分業經營模式，即由集團擁有若干子公司，并對相關決策進行統一管理。至此，中國平安成為繼光大集團、中信集團之后的第三家金控集團。

中信集團、光大集團的故事同樣精彩。2002年，中信集團進行體制改革，成為國家授權投資機構。2011年，中信集團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并發起設立了中信股份。2014年8月，中信集團將中信股份100%股權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實現了境外整體上市。至2016年12月31日，中信股份總資產達港幣72380億元，當年營收為港幣3808億元，歸屬于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為港幣431億元。

光大集團則以貿易起家。1990年至2003年，光大集團業務開始向國內及金融領域傾斜，同時進入香港資本市場，先后成立了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光大銀行、光大證券，在香港、新加坡收購改組了光大國際、光大控股、光大科技和光大亞太四家上市公司。

2003年至2014年，光大集團開啟改制重組的征程，先后成立了光大實業、光大金控資產，完成光大證券A股上市、光大銀行A股及H股上市，實現光大永明保險成功重組、收購組建光大興隴信托，同時在香港企業實現戰略轉型。2014年，經國務院批準，光大集團由國有獨資企業改制為股份制公司，并完成更名。

2014年至今，光大集團推進集團聯動與有效整合業務資源，資產規模已經突破4萬億元。近日，財政部更是批復同意共青團中央直屬企業中國青旅集團公司、中國青年實業發展總公司100%國有產權劃轉至光大集團。

不過在大型金控集團取得令人艷羨的成績時，對其潛在的風險擔憂也從未消退。

對于金控集團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近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綜合化經營的優點在于能使金融體系更有效率，發揮金融各個領域協同作用，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滿足企業和個人多樣化的金融需求。不過，最有爭議的一點是，容易積聚金融風險。實際研究表明，這種質疑缺乏依據，綜合化經營并非風險的源頭，但對綜合化經營的監管需要進一步協調和深化。”

“尤其是隨著金融業綜合經營深入發展，跨市場、跨行業、跨領域的交叉性金融產品不斷涌現，金融風險更趨隱蔽性、復雜性和傳染性。為消除監管套利，防范系統性風險，必須強化監管統籌協調，并實施穿透式監管。”董希淼續稱。

在發展與質疑聲中，國內金融控股集團版圖亦逐漸成型，除了耳熟能詳的大型央企金控外，地方政府主導的金控公司近年來發展迅猛，尤為值得關注。

地方金控指的是，由區域內一家金融機構布局多項金融業務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團。時間上來看，2000年左右，最早一批地方金控集團相繼建立，包括天津泰達、廣東粵財、上海國際集團和重慶渝富，隨著監管政策放開，2008年金融危機后地方金控集團籌建加快，2015年迎來爆發期，當年有5家金控平臺掛牌成立，是近20年來掛牌數量最多的一年。

這期間，需要提及的是，2009年3月，銀監會、央行聯合公布《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地方金控平臺由此如雨后春筍出現。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2000年以來成立的地方金融控股公司有20家左右。不僅省級政府參與，地區一級的政府也在整合當地典當行、擔保、小貸等金融資產布局金控。山東、天津、廣東等地區均有不止一家金控集團。

地方金控集團公司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導，其出現和發展是伴隨著國企改革而推進的，地方政府組建地方金控集團的初衷在于提高區域金融資產的效率，整合地方產業，服務本地經濟，解決當地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

“地方政府組建金控公司，最大的好處或者說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多元化融通資金，打造融資成本洼地，并通過產融結合推動和促進當地實體經濟發展。”近日，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專家庫雙庫專家、江蘇現代資產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丁伯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不過，在實際運作中也存在適得其反的效果。近日，一位金控集團旗下信托板塊業務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理論上金控平臺通過內部各板塊的協同似乎可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的效率，但其實集團金融主要是為內部企業提供便利，內部企業就算資質不好也照樣提供資金，這樣從整體上看反而不利于資源的合理分配，效益并不好。

但多個文件的出臺進一步激發地方的金控熱情。早在2013年，銀監會就印發《關于加強2013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13）10號），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管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風險。10號文激發了一些綜合實力比較強的城投公司組建金控集團，以擺脫對政府信用和政策的依賴。2017年以來發布的諸多財預文件進一步收緊了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繼續倒逼城投平臺的市場化轉型。

具體模式上，2014年的《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43號文）是個轉折點，此前，城投公司主要采取參股控股的方式來布局覆蓋金融行業。43號文后，產業基金成為城投布局金融板塊的新方向。

從收緊銀行貸款到限制非標，再到剝離城投信用和政府信用，地方政府融資受限越來越大。一位非銀金融分析師對記者表示，城投的市場化轉型是這種監管方向的一個必然結果，擁有優質金融資產和經營性資產的城投公司會選擇轉型為金控集團，減輕對銀行貸款和政府信用的依賴。

轉型并不容易，丁伯康就認為，未來十年城投公司轉型為金控集團的概率非常小。首先，無論是轉型基礎還是發展條件都相距甚遠。其次，國有資產和城市資源的開發利用是分階段不斷提升的過程，金融行業的投資和服務只有平臺公司在地方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可能出現；另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脫胎于政府部門，資產、業務和團隊短時期內很難達到金融控股集團的要求。

金控集團已遍地開花，在分業監管的背景下，針對金控主體的監管處于缺位狀態，這也導致金控集團內部普遍存在逃避監管和監管套利的行為。

國泰君安非銀分析師劉欣琦就此表示，監管套利是擁有多張金融牌照后的天然能力，金控公司一般不會披露相關行為，監管套利如羚羊掛角，一跡難求，利用牌照監管差異可以實現資本的騰挪或減少資本消耗。

以地方金控為例，一位為地方政府融資的項目人士對記者透露一個情形，在監管收緊地方政府融資行為后，銀監會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名單》中的地方企業受到嚴格約束，但一些金控形式的平臺就會繞道操作，比如讓不在名單內的子公司進行融資，而金控母體為其擔保。

防風險是當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綜合經營的風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上述非銀金融分析師指出，綜合經營規范的重點將是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特別是近年來一哄而上的有潛在風險隱患的各類地方金控、民營金控。

金控集團應當如何監管？2017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將加快出臺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則，確立市場準入、資金來源、公司治理、資本充足、關聯交易等監管要求，嚴格限制和規范非金融企業投資金融機構，從制度上隔離實業板塊和金融板塊，彌補監管制度短板。

有央行地方分行人士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金融控股公司應當作為金融機構接受監管，以確保金融監管信息的有效性，盡快確定主要監管部門，一是可選擇資金支付體系的部門；二是選擇對金控集團旗下核心公司監管的部門作為監管部門。不過目前并不明確央行所指金控為何具體形態。

董希淼指出，下一步，應在金融機構綜合化經營加快推進的趨勢下，由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牽頭，深化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創新，加強金融監管的統籌協調，強化綜合監管，突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規范金融綜合化經營，讓綜合化經營更好地回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責任編輯：涂丹